[地区评说]温州人评说温州人

    对于温州这个谜一般的地方，任何方式的评判都异乎艰难，只有来自内部的观察与体验才能揭开温州人从可憎、可怕再到可爱、可敬的沧桑卷轴。 温州有话要说     记者：市场上关于温州人的书不少,如《温州悬念》、《可怕的温州人》等等。“温州人”这个名称似乎成了一种商品经济的代名词,为什么大家比较容易把目光聚焦在温州人身上？     胡方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私营经济的增多，“温州”已不再是一个地方的名字，而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温州人”也不再是一个地域性名词，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品牌。看体制改革，看温州；看私营经济，看温州；看市场经济，还看温州。温州的一举一动都不能不牵动人们的心。     记者：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书潮中“温州热”现象的？     胡方松：当前书潮中出现“温州热”，我看也就是这个道理。作者和书商都把温州当成一个研究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宝库，都想去挖掘这个宝库中大量还没有被人挖掘的财富。我看这个书潮“温州热”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至少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温州”这两个字就有价值、就有卖点。     记者：您也是在赶这股热潮吗？     胡方松：所有对温州人的评价都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的，作为温州人我亲历了温州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温州的变化比较熟悉。我看到外地有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     过去,温州市的领导有一句话叫“不争论”，即只做不说、让人去说。我觉得如今再这样下去有点不行，对不负责任的评论应该理直气壮地去争论。不然，温州和温州模式的形象就要受到极大影响了。 可怜、可恶、可怕、可敬                         记者：为什么把温州人分成“可怜”—“可恶”—“可怕”—“可敬”四个阶段呢？      胡方松：我把温州人的经商之路概括为“可怜”—“可恶”—“可怕”—“可敬”这样四个阶段，是想借用别人对温州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如实地反映温州人的发展之路。     记者：文章中提到这四个阶段的只有一个章节，在这里您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呢？     胡方松：说“可怜的温州人”，这是讲温州人经商的起始阶段，讲原始积累极为艰辛困苦，时间跨度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那么十来年时间吧。     为什么说“可怜”?很简单，温州本是一个穷地方，农村里的农民没有田种、城市里的居民没有工做，只能跑出去卖点小商品，手提肩挑,有车坐车、没有车就用两只脚走遍全国。有生意就做、没有生意就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诸如那个有名的桥头纽扣市场，桥头人起初就是把纽扣装在旅行袋里，一袋袋地带到各地去卖，一粒纽扣只赚几厘钱，甚至只赚一厘钱。这样做生意、这样积累资本，你说可怜不可怜？     说“可恶的温州人”，这是借用别人的评价，讲温州人比别人早一步走向市场所遭受的痛苦。这是温州人在各地经商的第二个阶段，时间跨度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那么三五年时间。     经商难，开拓更难。在那段时间，因为个别产品的质量等问题，温州模式成了骇人听闻的洪水猛兽，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温州老板也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样说来，你说温州人可恶不可恶？     那时,在不少地方，对温州的批判已不仅仅限于嘴上，而是实打实地落到行动上。有火烧温州鞋的事件，有禁用温州低压电器的通知，有“本店没有假冒货、本店没有温州货”的告示等等，谁都可以向温州人“泼脏水”。在一些地方，温州人不敢说自己是温州人、温州货不敢说自己是温州货。     说“可怕的温州人”，这也是借用别人的评价，讲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开拓市场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是温州人经商的第三个阶段，时间跨度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大约有那么七八年时间。     随着温州的正名以及温州质量、品牌立市的开展，温州人在全国香了，不再抬不起头，而是挺起身来做生意。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把经商之地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原来的“走商”逐步变成“坐商”，原来的“坐商”则越“坐”越大，在很多地方发起一轮轮商战。对此，当地不少人感到有些可怕，于是就随口喊出了“可怕的温州人”。     说“可敬”是指，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不再害怕温州人、更不会拒绝温州人，而是来抢温州人，打开大门把温州人当成朋友了。     记者：这四个阶段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每个阶段都是必然存在的吗?     胡方松：根据温州改革开放的进程，这四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必然过程，没有前一个阶段就没有后一个阶段。不能因为如今的“可敬”，就否认了前面的“可怜”、“可恶”和“可怕”。     温州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过程论”,有那么几句话——初始阶段不完善,过程当中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在于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     无论在哪个阶段，温州人最可贵的就是任人评说短与长、自力自强先发展。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只做不说。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说当前进入了“可敬”阶段，并不是说温州人的一切都“可敬”了，这只是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而不是对每一个细节的描述。在“可敬”阶段，也可能还有“可怜”、“可恶”、“可怕”的行为。 温州人可怕的价值     记者：我看到文章引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为了脱贫致富被‘逼’出来的温州人，没想到自己竟成了温州模式的一分子，没想到自己竟被同时‘神化’和‘妖魔化’”，用以说明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人的褒贬不一，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胡方松：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温州和温州人就一直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温州模式及其内核——私营经济。如今,“神化”温州人也好、“妖魔化”温州人也好，都是对温州和温州模式的一种新的争论方式。“神化”是想“捧杀”温州人，“妖魔化”是想“棒杀”温州人。     事实上，温州人没有什么神秘的，更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从经济学中找动因，温州人的市场经济活动先无非是为了温饱，然后才是为了富裕。     现在大家都说温州人会做生意，为什么会做生意?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的路比别人早走了一步。为什么会早走一步，这是因为温州人多地少、工厂更少，当农民的没有田种、当市民的没有工做，只能逼着自己去做生意——改革开放前就偷着去做，改革开放后就放胆去做了。不少老板都有那么一句话：过去没有政策，现在有了政策，再不去奋斗、再不去发展、再不去富裕，不是自己对不起自己吗？于是越做胆子越大、越做人数越多、越做水平越高。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记者：那么,该怎样评价温州和温州人在各地的活动、评价温州人所做的这样那样的事情？     胡方松：我去年就温州的所谓“炒房团”，在接受湖南卫视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几句话，第一句话是:全国房价高的主要原因要弄清楚，到底是温州人炒起来的，还是房地产商追求暴利造成的，还是高价拍卖土地拍出来的?温州人卖一套房到底赚了多少，是赚了大头还是只赚了小利？     第二句话是:温州人的功过是非要分清楚。即使温州人在各地投资房地产抬高了房价，但走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房地产市场搞活了，其功是主要的还是其过是主要的？     第三句话是:老百姓的主要不满是什么要弄清楚，是主要对买不到经济适用房有意见，还是主要对买不起商品房有意见?社会各界主要应关心的是商品房的价格还是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在国家把房地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的时候，对商品房市场到底应该怎么看?对温州人在商品房市场中的作为到底应该怎么看?必须要有一个市场经济的科学观。     记者：“温州人的可怕有价值吗”，您认为呢？     胡方松：对这句问话我觉得要做一些分析，不分析就说不清楚。     如果把“温州人的可怕”理解为温州人“特别能经商”，那么这句话大体上可以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人的确是“可怕的”——什么生意都敢做，而且都能做出水平来。这个“可怕”当然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善于经商的能力、善于捕捉商机的能力。     如果把“温州人的可怕”理解为温州人“特别能开拓市场”，那么这句话基本上也可以成立。从这个意义讲，温州人也的确是“可怕的”——走到哪里就把市场占领到哪里。这个“可怕”自然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就是打造市场的能力。     如果把“温州人的可怕”理解为温州人“特别能争项目”，那么这句话能否成立就难说了。如果说温州人善于竞争，那么也不是不能讲；如果说温州人会抢别人饭碗，那么就不成立了。温州人每到一个地方、每赢得一个项目，都会为当地带去资金、人才和就业岗位，这是抢饭碗呢，还是造饭碗呢？我想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书中段落 皇城根下的温州“草根层”     最早北上去闯北京城的，王永铮应算一个。      王永铮是永嘉桥头沈绛人，当年是东方第一纽扣市场里的“纽扣大王”、温州第一代农民企业家，1940年出生。他当兵退伍后，干过13年弹棉郎，又当过多年村办厂的供销员，走遍了全国31个省市——西到拉萨、乌鲁木齐，东到鸭绿江，南抵中缅边界，北达内蒙古草原。沈绛原属白云乡、紧靠桥头镇，随着桥头纽扣市场的崛起，王永铮也跳入了经营纽扣的洪流——到桥头办了个白云鞋服纽扣厂，并从事纽扣长途贩运生意。连续几年的纽扣热，使王永铮尝到了甜头，也使他看出了问题——桥头市场一年销售纽扣几十亿粒、共1400多个品种，尽管目前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单靠“手提小篮”外出“打游击”，势必有一天会走下坡路。这使王永铮萌发了一个念头——以桥头为依托、以自己的工厂为基点，到大城市里承包柜台去。      到哪里去先试呢？王永铮语惊全家：到北京去！到西单！他到北京西单商场卖过几趟纽扣，知道西单有全国最大的商场、知道那儿的纽扣品种不多。假如在西单承包柜台成功了，就可以挟西单之威而“包”向各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王永铮的不懈努力，坚持再坚持、争取再争取、恳求再恳求、保证再保证，终于感动了上帝，也说服了上帝。他投资17万元把商场里原有的纽扣都“吃”了下来，把柜台上的纽扣从几十种猛增到1000多个品种,其时是1985年11月1日。3个月下来，情况特好。半年一算，营业额创西单纽扣史上新纪录，引来了首都一家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王永铮在北京站住了脚，就又按他所预定的目标，拿着北京的协议，挟西单之威而走向全中国，建立了一个遍布东南西北的纽扣销售“王国”。王永铮和他的兄弟在北京打出了一片纽扣的新天地，尔后又转入皮鞋、袜子和西装的经营。如今,在王府井大街上，就有一家他的家族经营的西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