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跟鞋趋势报告》背后的故事

　　【-滚动快讯】《时报内情》(Times Insider)专栏为读者呈现《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新闻制作的幕后花絮。在这篇文章里，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将讲述一件趣事，发生在她为即将上线的《时报看中国》(Sinosphere)专栏撰写一篇关于高跟鞋的报道期间。

高跟鞋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北京——回想起来，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卖高跟鞋的网站域名有点奇怪——(注：sharp意味“锋利，尖锐”，该网站中文名为中国高跟鞋俱乐部)。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很多英文翻译都让人哭笑不得。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昆明机场还挂着“欢迎洋鬼子”(Welcome, foreign fiends)(注：friends误作fiends(魔鬼))的横幅在迎接游客。我自己也经常会在餐厅的菜单中看到“油炸垃圾”(fried crap)(其实应该是炸鱼(fried carp))。当然这种错误对双方都有影响。如果一个中国人看到一个身上纹着“豌豆”(注：原本想纹peace的中文，结果错纹了pease)的外国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我负责《时报看中国》这个专栏已经6年了，写的都是在中国看到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我这次交稿很赶，没有时间可以耽误。而我已经决定要写一篇关于高跟鞋的报道。

　　就这三年间吧，我见证了在三里屯这个潮人聚集地掀起的高跟鞋潮，这儿也是《纽约时报》的办公室所在地。我经常看到长发及腰、身材非常瘦削的女性踏着后跟跟筷子差不多细长的高跟鞋在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艰难前行，她们得把小腿肌肉绷紧来维持住挺拔的仪态。就连我女儿幼儿园的老师也穿着高跟鞋上课。“恨天高”(大概8英尺，约合20厘米高的高跟鞋)非常流行。

　　去年，在戛纳、伦敦、东京都发生过女性因为穿平底鞋而遭到公开指责的事件。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想穿高跟鞋你当然可以穿，但是为什么要向女性宣扬一种如果我们不穿高跟鞋就不好看的言论?

　　我拨打了网站的电话。远在1200英里(约2000公里)外的广州(中国南部)，一个叫陈研(音)的陌生人接通了电话。我向他表明了来意。

　　“我只是个网站管理员。”他回答得非常谨慎。

　　“那没关系。”我轻描淡写地说。然而事实是，我的时间真的非常赶，我从没试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构思、取材和写出专栏。从记者的角度来说，中国素材丰富，但是要写一个专栏，不论是什么题材，都需要有可靠的素材收集、有力的观点和有深度的选题来支撑。我选择在一个太过繁忙的时间点做这件事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开始有一点慌。

　　我问道，陈先生有没有老板或是其他负责人的电话?又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因为我打算写一篇关于“恨天高”的文章，我说。

　　陈先生这次倒是淡定多了。

　　“事实上，我也负责网站运营。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他问。

　　事情仿佛有转机。这个网站只是电商还是也有实体店?中国的高跟鞋流行趋势是什么?是否有人关注高跟鞋穿起来是否健康或者安全?在拘谨保守的毛泽东时代过后，中国女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穿起高跟鞋的?

　　“我记得在我大概6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开始穿高跟鞋了。”他说，“我出生在1980年。”

　　他提供的信息很有帮助，但似乎有点分心。每个问题我都得问上两遍。

　　突然间他说：“其实你的问题有点蠢。”

　　我吃了一惊，但记者就是得问一些看似肤浅的问题来引出对方的解释或者看法，所以我也是这样做的，由浅入深地推进这场对话。我问道，为什么这样说。

　　“别在意!”他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你最终不能写出一个很棒的故事。在中国有句老话叫‘笨鸟先飞’，意思是说知道自己不聪明的人往往会比聪明的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会更加努力。”他解释道。

　　他的话有点……针对个人了。然而我很有兴趣学习一个新的词汇，所以我问了这句话的写法，还做了读音标注。(笨鸟飞高，读做：benniao feigao，或是笨鸟先飞，读作：benniao xianfei)

　　我询问了一些细节。他对于他们网站到底卖了多少高跟鞋有没有概念?中跟、高跟和恨天高各自占多大的比重?

　　“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其实我们是一个恋物俱乐部。我们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第一个恋物俱乐部。因为中国的法规我们不能公开宣扬恋物癖，售卖高跟鞋是我们俱乐部的活动经费来源。”

　　“而且事实上，我们的成员都是男性，”他补充道，“我们的女性成员非常非常少，但我们也是真的在卖高跟鞋，所以欢迎关注我们的店铺。”

　　我们愉快地结束了这次采访。那一周我写了其他的内容：随着全球暖化，我们应该给高温天气中在户外工作的人们提供福利。虽然论话题关注热度，“高跟鞋门”远不及“全球变暖”，但是我没有放弃高跟鞋这个主题，那个专栏将改到8月11日发表。

　　至于陈先生，他说他觉得高跟鞋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体现，但他对其中的符号学意义一点也不感兴趣。而巴塔鞋履博物馆(Bata Shoe Museum)的馆长伊丽莎白·赛默海科(Elizabeth Semmelhack)对这个主题则非常感兴趣，2015年5月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高跟鞋为何成了女性专属?》(Shoes That Put Women in Their Place)的文章。有趣的是，他还写了一本关于男性穿高跟鞋的历史的书。

　　“中国人的收入在增长，他们对于高跟鞋的需求也随着物质需要的增加而增长。”陈先生说。

　　“当你穿上高跟鞋，你是没法散步的，”他补充说(散步被认为是健康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需要一辆车。没有车，你就不能穿高跟鞋。”

　　这并不妨碍女人们踩着高跟鞋在三里屯的人行道上摇摇摆摆地行走，不过我也并不打算对这种行为加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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