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色”的东莞：鞋服企业何去何从？

     【中国鞋网-要闻分析】死亡和新生并存在东莞这个中国制造业重镇，东莞正在开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生命周期。与改革开放之后意气风发的变革不同，这次东莞的转型可能要复杂和痛苦得多。

　　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坏消息在今年1月初传来，东莞兆信通讯公司因倒闭遭到供应商围堵，董事长高民在留下一封绝笔信后自杀，高民在信中写道，“已动用所有资源，但仍无能经营好工厂”。

　　与高民的悲剧一样，很多东莞的企业也走向了生命周期的尽头。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但这一说法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7.2万家企业被关闭”。

　　但弥漫在东莞空气中的，并非只有悲观的气息。东莞工商局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东莞制造业数据强劲，1-3月东莞市新登记制造业市场主体6014户，同比增长25.31%。东莞市工商局方面分析称，今年一季度新登记企业的行业已出现新趋势，比如生物、环保、智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市场主体竟有152户。

　　不一样的倒闭潮

　　谢文峰决定提前收车，他已经在这座城市中奔跑了一天。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这位私车拉客的车主可能会出现在路边的任意一个闲聚人群中，随便聊点什么。

　　至少在两年以前，谢文峰都会忙碌到晚上11点以后，他所在的厚街镇是东莞制鞋工厂最密集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企业和工人，那些作坊式的工厂很少会进入到官方的公开报告中。

　　厚街镇的一个工业园区日渐凋敝，鼎盛时期，这座园区有将近30万农民工，而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家3月10日左右刚刚关厂的老板抱怨，“我们已经到了让工人回家发动老乡来厂里工作的地步，结果还是招不到工人”。

　　沮丧的情绪在工厂之间蔓延，但外贸订单的恢复掩盖了这一问题，大部分中小企业试图找到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

　　中金所高级宏观经济研究员赵庆明在今年3月份前往东莞调研企业。他的感觉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理由是，“尽管还存在用工难和利润不高的问题，但订单的恢复使企业有了生产的动力”。

　　这是合乎逻辑的。厚街的大部分产品供给市场为欧美、俄罗斯等国家，2014年以来，除了俄罗斯市场继续低迷外，欧美市场缓慢复苏。此前，自2008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市场需求普遍不足，订单萎缩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供应商们。

　　但如果只要订单恢复就可以挽救这些工厂的话，那诺基亚一定会为自己关闭在东莞的工厂感到后悔。今年春节以后，微软逐步关停了诺基亚在东莞的工厂，并计划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

　　而根据公开报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但实际上，订单的恢复没有能够挽救这些企业，倒是巨头企业的持续外迁或者倒闭，引发了东莞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类企业的倒闭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纺织服装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分别占全市倒闭关停企业总数的44.1%、11.8%、7.6%和7%，合计占比70.5%。

　　这样看来，这一轮倒闭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倒闭潮有着本质的区别。“2008年，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倒闭，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缩的影响，属于市场原因，”东莞本地学者龚佳勇分析认为，“这一轮的倒闭，更多的是产业因素，即传统代工类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可以确定的是，那些自身运营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又没有品牌和技术的代工类企业，正在退出，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曾在2008年前后到珠三角进行调研。

　　有的企业是撤了，有的企业是无奈地倒闭了

　　另据界面之前的报道，2014年12月8日，台湾第二大触控面板生产商胜华科技发布公告称，设在大陆的子公司东莞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联胜(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和苏州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已于12月5日停工并遣散员工。

　　类似的企业迁移、倒闭情况，虽然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但对东莞整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可见的。从2009年至今，东莞有4年GDP实际增速未能完成当年目标。据《2015年东莞政府工作报告》显示，预计全市2014年生产总值5881亿元，同比增长7.8%，快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但较预期的9%仍有差距。

　　虽然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对媒体表示，GDP增速的降低并没有让他感到紧张，但东莞更多现存的企业确实感到焦虑。

　　台商协会会长翟所领认为，东莞已失去了基础制造业优势。他解释：“在20多年前台商来到东莞，第一个是政策，其次土地，土地取得起来非常方便，还有充足的劳工。但是目前，这些很多优势都不存在了。但是政策的优惠还是有的，最重要的是，完整的产业链还保持着，这是东莞吸引外商留下来最重要的原因。”

　　即使这些企业想要留下来，自身也需要做出改变。施幸宜就认为，在东莞留下的企业，如果没有研发、升级，还靠低价，很难生存。东莞留下来的产业链，如果不考虑如何降低成本、提升技术，还是会有企业被淘汰，因为工资仍在逐年上涨。

　　日普也曾尝试着向多元化发展，却以失败告终。2008年，日普开始转型，第一步是投资升级在大陆的车间设备。当初的设想是，虽然日普的主业是做礼品，但其关键技术可以拓展到电子零件，做notebook的零件。然而，由于不了解电子产品市场的特点，杀进去才发现电子产品周期短，量大，毛利低，竞争激烈，企业无法适应，致使这次转型失败。

　　老板是怎么倒下的?

　　广州日报之前报道称，今年44岁的高民是河北保定人，一直在深圳的手机制造圈内混，业内人士称，高民应该属于第二批进入手机加工业的创业者，目前倒闭的兆信通讯前身是深圳天维设备有限公司，实际就是做代工的手机厂，没有自主品牌，主营代工东南亚的手机品牌。

　　创业初期，高民一直是小规模生产，跟随他多年的老员工黄亦回忆，当时的日子还比较好，尤其是2008年、2009年，印尼市场做得很好，感觉老板确实“抖起来了”， 2010年，高民就拉来了两个有实力的股东，投入2000万元，将原来的天维转型成现在的兆信通讯，并在东莞修建了自己的模具加工厂，开始大规模生产代工手机和平板电脑。出货最多的时候每月100万台，“100万台是个什么概念?去年10月，华为手机出货量也不过600万台，这个数额在当时来看接近全球手机产能的百分之一。”

　　旭日移动终端产业研究所所长孙燕飚的朋友圈中，一个同为手机制造行业的老板评论道：“问题的根源是因为恶性竞争带来的毛利润接近零的生意模式。”兆信的一名管理层透露，兆信维持零利润的生产已经近半年，去年5月开始，已经没有什么利润，但如果停工不做，损失会更惨重，所以大家都是在苦苦支撑，希望有一个有利润的订单可以缓解局面，当这个订单没有如约而至时，年关就成了压垮高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名同为手机代工的工厂老板感慨，2010年以前，手机代工都有一两个点的利润，随便一个出口订单都是上百万台，那个时候几十万台的订单根本没人接，现在几十万台，每台几分钱的订单都要打破头，抢到最后没利润的订单照样接。在手机代工业内，“铺货”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很多代工厂为了维持生产，即便一分钱没有收到，也会把货大量甩出去，以求降低库存压力。“能卖掉就好，根本不敢问利润。”

　　代工厂在火拼

　　孙燕飚至今认为高民事件不能代表整个手机行业，“这确实只是一个个案，个别手机企业的倒下也不能说明整个中国手机行业将进入寒冬，实际上随着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对智能机需求的大幅增加，到2015年6月左右，会有一轮新的爆发和增长，问题是谁能撑到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撑到那个时候，估计就算一个健康的企业了。”

　　低价抢代工订单现象目前在深圳手机生产行业已经非常普遍，前几年还是代工厂在火拼，去年以来，一些品牌厂商也加入了战火。

　　然而现实的大环境却让这样的接单方式无异于慢性自杀。“高民主要做的都是东南亚的市场，一般东南亚市场都是通过香港中转，但是今年以来对香港出口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降幅达到15.13%。”一名业内人士坦言这个数字确实令不少从业人员心惊。

　　但孙燕飚认为，经过2014年国内手机大户近2亿台的疯狂清库存后，手机市场的库存压力已经大大减轻，加上预热多时的南亚和东南亚智能机市场的爆发，2015年对于不少智能机生产厂家来说，日子或许会好过些。

　　然而令兆信的上游供货商们苦恼的是，他们或许扛不过这个冬天了。

　　高民自杀后，几乎没有供货商能够打通高民的电话，在创捷供应链公司的办公室里，第七事业部总经理黄文江当着供货商的面拨通了高民的电话，为了取得供货商的信任，黄文江特意设置了免提模式，“你看看现在怎么办吧?几十个供货商都把我们围住了，你是不是应该出面解释一下。”电话那头的高民说：“我现在出面有什么用?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短短的几句对话后，通话就结束了，黄文江无奈地抬起头看着供货商代表：“他还欠我们100万美元，我们找谁要?”

　　接盘者

　　“政府不会直接赶你走，但会释放一些信号告诉你，你该走了。”一位在东莞制造业浸淫十多年的冯宁感到十分惋惜，“东莞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接盘者”。

　　官方也许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去年7月，本轮工厂倒闭潮逐渐严重的时候，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公开表示，东莞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制造业，要保住这个“根”，只要保住这个“根”，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就能存在。

　　东莞的计划是，用机器替换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机器换人计划”。东莞计划每年拿出2亿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同时也是东莞制造业进行升级的一种路径选择。

　　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东莞工业技改投资一直在低位运行，最低为-19.3%，实施“机器换人”行动计划以来，工业技改投资跌幅逐步收窄，最终全年增长28.6%，顺利实现“扭负为正”。

　　这样的升级有两个暗含的条件。有政府官员表示，“一方面，企业的经营规模有一定条件，财政政策会特别支持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另一方面，用工大户原则上要求加快机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实际上，企业实力的限制也是能否进行“机器换人”改造的关键条件。东莞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的趋势越明显，调研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企业实施“机器换人”的最大障碍是资金问题，未开展“机器换人”的150多家抽样企业中，有近半数是因为所需资金多而暂缓。

　　而从行业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这两个支柱产业的项目最多，分别约占总数33%、37%;特色产业中则以包装印刷业的项目最多，约占总数的6%。“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不可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这是不现实的，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学者分析称，“另一方面，社保新政说明，政府不可能再为大量的用工提供廉价的政策红利了，企业必须做出选择，保留熟练技术工人，放弃只能从事低端劳动的工人”。

　　这位学者所说的“社保新政”起因在于一次劳工事件的处理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一事件或将对东莞的劳动力市场乃至制造业生存模式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本地最大的鞋厂裕元鞋厂出现劳资纠纷案件。去年3月份以来，4万名员工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控诉裕元未依法为员工缴纳足额足年的社保金。官方介入下，裕元“按政府规定”依法补缴社保、公积金。截至去年7月，该集团共完成社保金补缴业务777宗，其中企业负担711万元。

　　有工厂主评论，这一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先例，即“社保金追缴制”。政府的做法是，一旦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厂必须为工人全额追溯缴纳社保金，并且缴纳滞纳金和罚金。

　　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社保新政无疑是一个噩耗，但对于试图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东莞而言，对“人”的重视也许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这是东莞制造的进化之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莞制造业被集体撞了一下腰。人民币升值压力、工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渐趋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业的生态土壤。外部营商环境一直在急转直下。当年，他们赖以生存、借以壮大的优惠政策、人力成本等优势眼下却是一湖将他们困住的泥潭。“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算是市场的力量，中小企业和低端劳动力的生存空间已经消耗殆尽，”上述学者称，“这听上去有点残酷，但却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必须迈过的一步”。

　　培养自主品牌成为必然

　　据南方日报的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之一。低成本、高品质曾是“中国制造”主要的竞争利器，也是东莞赢得“世界工厂”称号的最主要原因。

　　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下滑、原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的提升、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在逐渐丧失，不少工厂都面临倒闭的命运。如何将本土的优质制造，完美地向市场展现，成为摆在政府、“东莞制造”企业家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今虎门的第五时尚莞为培养自主品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东莞制造”发端于改革开放初期承接的港台产业转移，以服装、鞋帽、家纺、电子产品等时尚产业最具代表性。由于多为以“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为主，世界知名的奢侈品如爱马仕、路易威登、巴宝莉、香奈儿，以及世界著名品牌阿迪达斯、耐克等产品都在东莞生产，东莞制造企业“隐形冠军”比比皆是。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品牌竞争才是企业创造高附加值和获取丰厚利润的竞争利器，但目前东莞制造型企业大部分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自主品牌并不多，国际性品牌更是凤毛麟角。“东莞制造”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因此利润非常微薄。一旦经济大环境下滑，此类型企业便很容易面临倒闭的风险。

　　品牌缺乏的另一个缺点就是极易造成企业间的恶性竞争。面对有限的市场容量，同一地区的的企业往往会竞相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以次充好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取竞争优势。这种恶性竞争现象影响了企业的良性运营，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和品牌化建设，只能维持在一个相对不高的竞争水平之上。长此以往，不但同类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难以提高，并且阻碍整个地区行业良性化发展。因此，培养自主品牌，走高附加值转型之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必然选择。（中国鞋网-最权威最专业的鞋业资讯中心。合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