斟酌国际鞋业样本 发力国内企业创新

    【中国鞋网-行业新闻】制鞋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为我国进出口创汇和增加就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与发达的制鞋国家相比，虽然我国是制鞋大国，却不是制鞋强国。深究于此，在这充满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越南：无惧低层次超越

    奉行轻资产模式的耐克没有自己的工厂，产品都来自于代工厂，的代工厂地域分布已经发生巨变：越南已经成为耐克鞋类产品的第一大来源地。近年来，越南正以免税、廉价土地和更廉价的劳动力等优惠条件吸引鞋、服装及计算机芯片的制造商。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中国沿海制造业中心的一半左右。越南的吸引力如此之大，甚至连中国企业都开始迁往越南。

    每6双耐克运动鞋中，约有1双来自于泰丰企业。2010年，中国大陆的代工厂占泰丰企业出货量进一步降低为23%，越南维持51%的份额。泰丰企业将把重心放在中国大陆内需市场庞大的成长商机上，而越南代工厂所占的份额预期在未来几年可达该公司产能的55%以上。“大陆地区近年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经营难度，基于长久以来集团各厂皆以劳动法令所规范的高标准给付员工薪资与相关福利，这些成本的增加多已逐步反映在前几年的经营成本上。”

    耐克公司另一家重要的代工企业，裕元集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与2003财年相比，集团2010财年在中国大陆、越南、的生产线增幅分别为40.4%和53.8%。裕元指出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活水平提升，加上政府订立最低工资规定，大陆劳工成本应会上升，因而在越南继续发展生产基地。越南虽然成为耐克鞋最大的生产基地，仅是耐克的代工企业将产能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越南而已，但与“”本身无关。

    在制造业从业者看来，在世界市场独领风骚10多年的“中国制造”的地位正发生变化。不过，业界经营者强调，“越南制造”不会取代“中国制造”。对于“越南制造”而言，最好的结果只是作为“中国制造”的补充，不少海外企业也正考虑或已经将自己的研究中心搬到中国。中国企业已经从模仿走向本土品牌，与耐克等国际品牌的差距在缩小，中国本土的制造企业已经超越了代工、模仿阶段，迈向创立品牌的阶段。

    耐克鞋部分代工业务转向越南非常正常，对国内就业影响也有限。在领域，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微利求生存的代工阶段，成功迈向自主品牌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的最大代工基地不算是好消息，但也绝不是坏消息。

    日本：避免重蹈其覆辙

    最早耐克的工厂设在日本，随着日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日元的升值，生产基地移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后来韩国和台湾的成本上来了，耐克开始把生产基地迁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同时调研未来的长期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在比较中国和印度之后，选择了中国。1981年，耐克开始在中国生产运动鞋。接下来的30年里，中国很快成为耐克运动鞋的最大生产国，直到2010年被越南超过。

    为控制人力成本，耐克在近30年里不断搬迁自己的主要生产基地。日本也曾是耐克等大型海外企业世界工厂的一部分，但后来因劳动者工资太高被舍弃了。中国的人力资源价格正在上涨，导致越来越多的国际制造商正将自己的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去。
以劳动者的低薪和环境成本为代价换来的代工贸易繁荣和GDP繁荣，并不是真正的国民财富和经济繁荣，只是一种“贫困化增长”，这种“血汗工厂”的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中国制造业者需要做的，只是坚持产业升级，努力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策略。与此同时，海外企业正加大在中国的研究投资，在中国新建研究中心，或者将研发中心移至中国，高科技资本正在进入中国。

    “制造业一般生产正在转出中国，这是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南京大学商学院的一名教授这样说道。他认为，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延缓转型过程，为高科技竞争作准备，“否则会重蹈日本覆辙”，即产业转型过于匆忙，在进入高科技产业阶段后人力成本过高，优势丧失，产业转型最终“半途而废”。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威胁

    最近美国佐治亚州一家工厂竟然向中国出口筷子的新闻则刺激了人们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理解：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中国都要遭遇到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挑战了？

    美国商务部一季度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对外投资下降和税收利润上升趋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正在生效，美国的实体经济正显示振兴迹象，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将会不断加强。

    中国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上升，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中国的通胀水平已经上升了6%以上，而美国大约在3.5%左右。如果通胀保持2.5%的水平，再假设中国劳动力价格相对美国人年均上涨15%，那么2020年之前，中国的“廉价”成本则完全消失。如果，再将高昂的跨洲运输成本算进去，回流的动力更加充足。美国制造业在中国生产，主要是销往美国。高油价带来的高运输成本，是一笔可观的开销。

    还有就是“资本—劳动”转换问题。以Master Lock为例，它在中国的生产线并非是最快的生产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那么可以将资本密度较低、技术水平稍低的生产线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从而达到最优的经济安排。现在，Master Lock回流美国，因为在美国的生产基地投资的生产线是最先进的，效率可能会比中国高出10倍以上，这足以弥补美国工人劳动力价格比中国高出6倍的差距，是用更多的资本来弥补劳动量，从而形成技术效率提升下的新经济合理安排。

    美国用新技术和生产线的效率调整了美国制造业岗位的全球布局，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杀伤力巨大，因为美国制造业投资中国是按照“低资本和低技术加劳动量”的组合方式，这种组合在目前的态势下是很脆弱的，也是很容易发生重大转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