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鞋的故事

近读中国经济研究学者张五常先生的《补鞋少女的故事》一文，荡起我的幽思。 　　补鞋，作为中国大地上一种散淡的行业，不必说经济界，也不必说企业界，更不必说政界，单就社会的普通人，也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行当。当城市的白领阶层，让街头的修鞋匠补粘自己的高档皮鞋的时候，谁也没有考虑这个职业的存在价值，更不会有什麽经济研究的思考，甚至会不屑一顾地把几张毛票扔给修鞋者，即扬长而去。然而，在张五常先生的眼中，那些年轻的修鞋者却纳入了他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在计划经济中，知识投资一向都乏善可陈。但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种难得而重要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经济学家竟有诗人的灵眼。当他在站在深圳的街头，观察和询问一个又一个年轻的修鞋者时，人们大都会认为他是一位记者、作家、诗人什么的，谁能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呢？他在深圳的8个地点，点数的修鞋者的结果是男的24个，女的35个，这是一种令人叹服的行动。据张五常先生访问、了解到的情况得知，“那些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织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织技巧。因在本地操农业的时间就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20至40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们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据说，就连边远的黑龙江、新疆等地甚至也有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张五常先生把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循序渐进地推论成了一个经济研究的对象，我看，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研究的问题，而且还真实地透露着社会的另一面。张五常先生在一些城市深入了解和研究修鞋者们的收入、成本、消费等费用时发现，“工商局和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5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费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 　　前几年前，在《大众日报》头版下角，读过一篇题为《南方来的挑战》的通讯，此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修鞋者的真实心态。在省城济南的街道旁、路口转弯处的人行道边，每每都可以看到三五成队的修鞋者，他们大都是浙江的乡下人，带备了车机和其他小工具，不远千里来到山东谋生。在记者的笔下，他们似乎没有一点自卑感，相反的是在他们的眉宇间却充盈着一种自由谋业的舒畅、自信和满足感。他们对记者说，你们北方人，尤其是城市人和白领阶层，始终对我们这些修鞋者带有一种偏见，以为我们这些南方人都是穷光蛋，是出来讨饭吃的，甚至把我们看得低人一等，我们没有你们北方人那样虚荣、浮躁，即使在城里闲着没事做也不会坐到大街的旁边去补鞋的。对我们浙江人来说，无论什么样的职业，只要能赚钱我们就干，你们行吗？这带有挑战性的回答的确令人深思。让人惊奇的，是几年后这些以补鞋为业的浙江仔，竟堂而皇之地在济南市郊盖起了楼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经济学家把补鞋者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研究，新闻记者把补鞋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反映，两种角度异曲同工，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张五常先生曾提到，“作为一项知识投资，补鞋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补鞋青年毕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资，得到了一门专业，算是人才，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青年（或他们的父母）要在这几年才在知识投资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浅显之极，经济开放，使他们看到知识投资有利可图，于是很快就作了决策。比较深入一点的经济学解释，就是自由择业意味着人力资源是私产，加上产品可在市场出售，收入独享，知识投资就增加了。”张五常先生还讲到，重要的是他们收入的激增是自由发展及劳力私有化的效果。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来高举着为人民谋福利之旗，却一直没想到自由发展能带来的好处，以中国人的智慧，这样浅显的道理不会想不到吧！ 　　当张五常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一次高手如云的聚会中，应邀作农业经济的主讲时，突然间想起早年在广西农村结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他把文稿推开，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十分荣幸的。但我要你们知道，当你们在亚洲的农村里看到茅舍前那些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的一个。假若他们有我的机会今天也可能站在这里的。”张五常先生的这番话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难得有如此胸怀。好在中国经济开放的形势更加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社会氛围业已形成，自由择业的领域愈来愈广阔，南方、北方人的观念差别也逐渐缩小，人们都可以以各类知识投资的形式，选择自己看好的行业，获得自己劳动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及经济领域里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