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的多重视角

　　与现象相比，本质的东西更值得关注。但在众说纷纭的语境下，本质的问题被说得飘忽不定。因为角度、时间不同。

　　在广东采访，记者感受到：“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会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已成为社会共识。

　　DVD的故事和“羚羊定律”

　　对于目前的困难，身处危机之中的企业感受与众不同，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我们在等待曙光来临的这一天，这一天一定会来。”

　　持相同态度的企业不在少数，有的企业主认为：如果这个行业真的挺不住，我们绝对不会是第一个挺不住。而只要我们挺住了，今后的生存环境反而会更好。因为经过这一轮洗牌，很多小企业都倒闭了。

　　这让人想到“羚羊定律”：对羚羊来说，决定的因素不是谁打败了狮子，而是谁跑得更快!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是建立在“困难是暂时的”基础之上。

　　在广东媒体的报道中，被广泛引用的是“ DVD 故事”：出口一台DVD 售价32 美元，专利费是18 美元，成本 13美元，加工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

　　同样的故事一再上演：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 MP3，专利费 45 美元，制造成本要 32.5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 1.5 美元。在一个10 美元的芭比娃娃中，中国得到的利润只有 50美分。

　　这是“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另一面。 珠三角是全球最大的电脑硬件生产基地，东莞电子信息产业的配套率为95% ，换句话说，除了个别的零部件(CPU)外，这里全部都生产，相关企业总数达到 4100 家，“几乎汇集了全球90% 以上的计算机及周边产品生产厂家”，“东莞堵车、全球涨价”。与此相似，惠州年产激光头占世界总量的 36% 以上，光驱占全球产能30% 。中山则是世界最大的打印机生产基地。经济专家告诉我们，类似的“中国制造”，国际资本至少剥了我们三层皮：技术专利费、材料设备销售利润和产品销售超额利润。

　　这样的现实是不能承受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是必由之路，但在现阶段可能是难题。

　　创新的多个维度

　　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的自主性，途径只有创新。有企业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到创新的价值，东莞大朗镇的安康兄弟公司就是一例。这家企业将加工环节中的绝大部分转移给其他企业做，专注于设计和销售。他们每天推出20多个新款，并在北京、广州、香港、美国、英国等地设置了销售点。“我们要话语权，反过来告诉客人：我们公司产品是自己设计的，你看上了，我们的产品就值这个钱。”企业负责人倪国勇说。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倪国勇教师出身，湖北人。1996年创业，缝纫机从一两台变成了一百多台，但不赚钱，变现时投资130 多万的工厂只卖了 13.5万。

　　2004年5月，倪国勇卷土重来，在大朗设立安康兄弟公司。这次想依靠“产供销一条龙”，5个月之后，投入的 300 多万几乎亏尽。生产是不能再做下去了。

　　现在的企业是哑铃式的，但他自称“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对创新，许多企业还是心存顾虑。“创新是找死，不创新是等死。”这种句式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山东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之口：“技改是找死，不技改是等死。”同样的逻辑现在被广泛运用：“ 借钱”、“ 转型”、“升级” 。 或许背后是企业经营者对市场难以把握的迷惘心理。

　　“你说创新，我自己加强了管理，提高利润，算不算创新啊？”一位业者这样问。或许他问的是“只有技术创新算创新吗”。

　　“品牌”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图腾、创新成果进入市场的通行证，也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家著名的“ 贴牌” 制鞋企业主说，要自己创品牌，是“很漫长的啦”。而亚洲鞋业协会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广东大约上千家鞋厂及相关配套的企业倒闭或迁移。

　　“制度重于技术。”有人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点。还有专家解释：“在现有体制下，企业创新或许要比不创新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大的代价，企业当然不愿意。”

　　一个方向，多个维度，这本身是一种进步，但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些意见的背景和所体现的矛盾，那是问题的核心。

　　“东莞模式”及其北渐

　　不论从哪个角度观察的时候，都不能回避一点：广东作为先行者，为中国的开放和改革提供了很多经验，所以对广东的观察才有现实的意义。

　　所谓的“东莞模式”，简而言之是“台湾研发、香港订单、内地民工、本地场地”的结合。在广东，有人认为东莞模式只是区域性的，是珠三角几种模式之一；有人认为它有代表性。

　　不管如何讨论，这种模式都曾经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第一，我们需要赞赏的是当地的机遇意识：因为深圳的产业升级，东莞因区位优势而成为最优的选择；第二，有广大的经济腹地、从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供应。上世纪90年代初，有台资企业迁入时，他们支付单个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在台湾的1/7 ，企业利润率提高5% 。而且由于大陆幅员广大，这种差别依然支持着许多地区的发展，现在在广东有相当多来自内地的招商团队。

　　这种模式被归结为“前店后厂”，但“店”是香港人的，技术来自台湾，这样的“厂”，市场价值大打折扣。

　　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是无国界的，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地都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企业主是有国界的，就在广州，有大型合资企业的个别车间，中方生产厂长是不能进的。

　　这种增长带来什么？专家最近对东莞一个镇进行调查，该镇户籍人口 3.5 万，常住人口 60万，去年的GDP是60 个亿，按照户籍人口算，将近人均20万，按常住人口算只有人均1万元。当地媒体报道说，自 1989年，广东省经济总量跃升全国首位，此后一直牢居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过去十年间，每新增一个劳动力新创造的GDP是12万元，大大低于江苏和浙江。

　　东莞市一位领导将面临的困境归结为“双边缘化”和两个“两难”。“双边缘化”，一是企业不具有自主技术、产权、 品牌，在国内产业分工当中被边缘化；二是在全球分工当中，由于处于制造业的低端，就是加工装配这一部分，所以实际在国际分工我们也处于边缘化。

　　“两难”，是对地方政府来说的，因为资源约束，按照过去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肯定难；如果“腾笼换鸟”，从思路上说好像过得去，但是这样做也觉得难。对加工贸易企业来说，一方面继续发展下去预计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搬出去，搬到别的地方去觉得又有风险，也难。

　　这是一个拐点。但不能忽视的是，这种模式在 GDP 导向的驱动下、在“招商引资”的渠道中，已经扩展到长三角并继续向北。

　　当地一位经济研究者表示：“我们原先自我陶醉的‘加工制造业中心’可能根本就是一种幻觉：由于产品设计、专利、研发、品牌、营销、物流、售后服务等环节掌握在欧美客户手里，每10 美元售价的产品可能只有不到1美元是归中国的制造商。”

　　这样的现状，又何尝不是给“世界工厂”的设想提出了新的课题。即使我们不把加工贸易为主的“东莞模式”当成主体，甚至否定这一模式的存在，但是在跨国资本并购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