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打开福建之门，闽商从蛇到龙
闽字是个十分有趣的字：门内关着一条虫。这是它的本意吗?没错。而且，这虫还真就是指一条蛇。蛇被关在房子里，怎么也难有出息。但如果游出门外呢?那就是另一番气象了。
事实会让人吃惊。豁然面对东海，蛇跃龙门大不同，小蛇立时变大龙，只在开关之间。看来，闽商的命运，与福建的门，还真会有某种直接的关系。
2006年10月7日，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一个叫蔡铭超的福建商人，毫不犹豫地砸出1.166亿港元，拍得了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
三年后，蔡铭超又掀波澜。在2009年2月的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他又以3149.12万欧元的天价，要竞买圆明园鼠首、兔首。虽然弄到最后因为拒付而导致流拍，但舆论冲击力实在太大：蔡铭超此举，竟然直接被江西省拿去，做了当年高考语文卷作文材料。
蔡铭超只是当代闽商的一个代表，放眼望去，闽商群体蛟龙逐海，踏浪前行，已经形成了一个壮阔的整体场面：
在省内，闽商已创办了一大批企业，形成一个个产业群，光是一个小小的晋江县，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培育出了“安踏”、“安尔乐”、“七匹狼”等中国著名品牌。
在省外，福建民间投资的扩张速度也在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的福建人数，已经超过250万。他们的房地产扩张，更是让人吃惊：在2010年房地产行业实力榜中，地产闽商纵横捭阖，一举打破了原有的竞争格局。
在国外，从蔚蓝海岸出发的闽商，也积极开拓进了海外市场。有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以后，福建籍新华侨华人，纷纷走出国门创业，如今，福建籍新华侨华人已接近1100万人。生在异国他乡，拼得怎么样?相当不错。以事实例证，2004年仅福清一县，从日本汇回福建的人民币就高达三十亿元。
在地球村内扫描一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闽商已遍布地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港澳约120多万人，在台湾地区有900万人。全部加在一起，资产存量估计已超过3000亿美元。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现任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这个1951年生于连江县的福建人，从1986年开始，创办了北京、云南、重庆、上海等八个区域集团，五十多家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超过2000亿元，缴纳各类税费超过300亿元，无偿捐资捐款贡献社会超过34亿元。2009年，福布斯发布的中国慈善榜，黄如论排在榜首，他同样又成为胡润“2009慈善榜·单年子榜”第一名。成为胡润和福布斯发布排行榜以来极为罕见的榜首为同一人的现象。
在中国广袤的山山水水中，闽商凭借他们定音的金锤，已经占得一席之地。如此卷海翻澜，志得意满，熟悉它历史的人，不免都有点感叹嘘唏了。感叹是因为，闽商在历史上经历曲曲折折，出没于浩瀚烟波，又经过了一长段时间的沉寂。嘘唏又因为，福建处在穷山僻壤之中，每天打开大门，面朝茫茫大海，时刻一脸茫然，不说自己，别人听来都感到失魂落魄。
事实正是，闽商之魂，历史以来，飘荡不居。走进福建之门，看闽商其人，我们于是更想知道，他们是怎样一群人?
“亦商亦盗”说闽商
福建最早简称闽，闽字“门”是声旁，里面的虫字念做虺(huǐ)，蛇的意思。这个字最早出现于周朝。古闽人以蛇为图腾，常将蛇奉于家里。
福建的大门一开，蛇就入海成龙。事实是，早在三国时，这里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就十分发达，福建一度成为孙吴的一个水军基地和对外通商口岸。到了南宋和元代，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商港之一，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关系，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看来，闽商行不行，就看这扇门。省门洞开的时候，闽商总能搏浪急流，龙飞凤舞。还在宋元时期，闽南男儿就试图征服东海。到了明清时期，闽南人开始了大规模地往海外移民。据福建省统计，漳、泉二地有海外移民540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55%;如以泉郡计，则相当于本地人口的80%。
写这篇文章，我并没有找到有多少福建人在漂洋过海时葬身海底和鱼腹的统计，想来也是个吓人的数字。这时，我们都难免会纳闷：闽商之所以乐此不疲，拿生命赌恶浪，除了“我的眼里只有钱”、“敢冒风险”，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
原因在于，福建跟中国南方多数地方一样，同是穷山恶水。穷则思变，中国人多是环境逼出来的，古来如此。而闽商被逼闯荡全球，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自东晋到唐宋，尤其是五代，中国战乱不止。此外，福建天气温暖，海风凉爽，许多北方人南迁，都朝福建方向赶，这直接导致福建(还有广东)人数激增，人口过剩。
福建地处山区，土地本来贫瘠，平头百姓一年到头背把锄头在土里刨食，还经常弄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中原地区人(客家人)还赶来跟福建人争土刨吃，没法活了。
“寸板不许下海!”朱元璋这样一口命令。
朱元璋为什么对海禁如此有兴趣?有学者分析，这可能跟朱元璋的出身有关。朱元璋从小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要过饭，还当过和尚，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既然做了皇帝，从小没花钱，对钱没感觉，对权力有兴趣。或许，在他的社会理想中，是想将中国引向老子勾画出的那种“鸡犬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农业社会。
当然，从朱元璋个人出身分析，是十分浅表的理解。海禁如此严网高压，有社会制度的深层原因。明朝是帝国制度严重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堕落本性开始曝露，皇帝为了保住那“闭目塞听”的冠冕，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位置不被挪掉，都同心协力，加紧中央集权，分秒没有分心。
糟糕的是，具备财力社会模式雏形的闽商，在这时冤家聚头，狭路碰上了权力大王朱元璋，结果不难想见。但权力大王朱元璋高兴得太早了，他不知道，“自然之天”的安排，平头百姓往往只能听天由命，但“人为之天”的安排，却不是“天大由天”的，老百姓除了阳奉阴违，还可以起来反抗。
闽商当面不能反抗，背后总有形形色色的反抗。这也难怪，他们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海就是他们的粮食库，就是他们的血液。现在好了，朱元璋饱汉不知饿汉饥，海禁命令一下再下，等于将他们的粮食库贴上封条，血管里装上开关，从根子上堵绝了他们的正常谋生之路。闽商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难道还有第二条路可走?
闽商反抗的结果，是弄得朝廷扛不住了。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皇帝，“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隆庆皇帝一看形势，顺水推舟，宣布解除海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从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再次迅速兴起。但好景总是不长，后来清朝又闹海禁，最后还闹成了海防。
闽南的反抗意识，分好坏两面。好处是既让他们积累出了冒险赌一把、搏一下的精神，也锻炼了他们主动适应异地环境的心态和能力，培养了兼容和开放的精神。坏处是，这种水边人的狡黠，加上山地人的蛮执，合起来很容易产生商人加强盗的组合，这就是后人诟病的“亦商亦盗”。
最不像商帮的商帮
“打拼”是福建人发明的一个十分奇怪的新词。翻遍《现代汉语词典》，上百个有关打的组词，就是没有打拼这个词。
现在闽人既然造出了这么一个词，我们大致能猜得含义：不顾一切地干，闯出去，联合起来去做事，拼命也要做成功。这颇有点“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但纯粹的商业，与社会道义不搭边，所以翻译成现代话，准确点说是“不赚钱，毋宁死”。或者套用一句歌词，“死了都要钱”。这种极端的功利驱动力，让闽商的胆量大得叫人看不懂。
福建人本来是没什么胆量的。中国地域性格，南北划分，北方人胆大，南方人性柔。当然，南方人也有大胆，但跟北方人有别。比方说，东北人武胆大，广东人文胆大。福建人不能说他们有武胆，所以也只能叫文胆。
这可真难为了只有文胆的闽商。闯也要闯，不闯也得闯，于是只好麻起胆子，去冒险赌上一把，企图控制住它，像用舌头在刀尖上舔蜜。
会哼几句歌的中国人，大都听过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有人说，《爱拼才会赢》是“福建省歌”。闽商的成功，就用“不怕”两个字概括：没文化不怕，照样能做外贸;没经验不怕，一样搞开发;没有钱也不怕，照样搞投资。这种“不怕”走到极端，就是闽人和闽商冒险精神与马克思那句“资本家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甘愿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一致了。
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福建曾经出现过的制造假药、走私贩私等等，就是闽商这种冒险性走向极端的表现，这给绝大多数遵纪守法、按照商业规则出牌的闽商声誉造成损失，也在客观上对福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可见，任何地域性格，都不可以鼓吹到极致。天使与魔鬼是邻居，中间只隔一扇门，就看相信打拼的闽商，是不是从天使的房子里再激进一点，走进魔鬼的黑屋。中国的中庸之道哲学，在这里可以作为一根标尺。
但闽商是不大知道中庸之道的。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深，他们是财力社会模式的雏形，而不是权力社会的附庸。正是因为这样，所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里包含的群体意识(详见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到了福建，也是观念淡漠。闽商因此被人看作中国最不像“帮”的商帮。
那么，关注与分析略有特色的闽商，在中国商业正小心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之时，我们今天可以得出一点什么启发?
最无帮派意识的商帮
值得今天借鉴
地域影响文化，在闽商得到实证。闽商可能要算中国最全球化的一个商帮。自古以来，热衷于移民的福建人，哪里可以找饭吃，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哪里，这一特性，颇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性格。浩瀚的海洋这一背景，使闽商的迁流，具有更浓郁的变幻不定的漂泊色彩，他们的漂泊历程中潜藏着更多的凶险，福建谚语“行船走马三分命”，正是这种对凶险不定的描述。宋代诗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二首》中就这样形象地描述说：“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
只博黄金不博诗。说白了是“只爱金钱，不爱文化”。这也构成了闽商一个十分独特的地方。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影响现实。很少有人去总结，这种基于地域优势而自发形成的并未体系化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曾一度构成巨大的冲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是内敛、保守、安静。这是农耕文明的痼疾。孔子有句名言，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以这句话为基础，构成的儒家孝道，成为传统文化“安土重迁”理论。但这句话在福建几乎没什么影响力。这是财力社会的市场平等意识对权力社会等级观念最直接的冲突。它直接拔到了帝国制度里儒家文化的根。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庄国土就认为：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地，闽商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
今天的开放时代，经济上显赫、文化上边缘的闽商，醒悟之后，正在着力强化。2010年5月17日至19日，第三届世界闽商大会，活动明确以“弘扬闽商精神，加快海西建设”为主题，活动规格之高，居全国商会之冠，向外界展示了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西文明经历碰撞、火并之后，如今正朝着融合共生的方向发展，“开放”成为世纪主题词，也是时代关键词。苏文菁教授在《福建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一书中论证：闽商是历史上最能够体现中国内发性的海洋文化的群体。而王鲁湘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的福建特辑中干脆这样说：“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漂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话虽偏激夸张，但思考帝国制度下闭关锁国的中国，确能发人深省。
今天看闽商，作为一个最无帮派意识的商帮，它接近现代商会的真义。因为中国传统的商帮，都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它过分强调血缘与地域，而忽略文化与共同认同，置市场理性与法制观念于不顾，导致商帮一不小心就堕落成黑社会组织。
而且，从传统帝国制度过渡而来的中国商人，今天依然还没有跟上时代，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所以，在共和制度下，我们看到的现实，依然是底层的暴发户主要是靠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漏洞、监管不严，依靠造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发展起来;中国底层的老板们利用改革过程中企业转型，大量窃取国有资产，先富了起来;中国高层的国企白领利用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和市场运营，自我定价，拿天价年薪，弄成了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等等。
财力社会在文化上没有多少可以拿得出手，但在经济与制度的设置上，却有许多值得今天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闽商作为市场化与国际化走在中国最前列的商帮，本身就值得今天各大商会参照。就宏观来看，闽商的实绩已启示我们：闽商前途在海洋，华商出路在开放。 (-最权威最专业的鞋业资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