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世界导刊】选择管理者的依据是什么?条件是什么?什么人能够被称为“将”?自古以来，包括现在的很多企业选择管理者的条件，其实都没有跳出《孙子兵法》的“为将五德”。
《孙子兵法》第一篇里，开宗明义地说：“将者，智、信、仁、勇、严。”在《十一家注孙子》中，梅尧臣对于“为将五德”的注解最有意思，他说，什么叫智?智能发谋，出主意;什么叫信?信能赏罚，赏罚必信;什么叫仁?仁能附众，因为你这个人做得仁，老百姓才拥戴你;什么叫勇?勇能果断，作决策坚定;什么叫严?严能立威，把你的威信树立起来。“五者不备而能成大将者，天下未之有”，这五点都是要具备的。
孔子说：“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智能发谋
智，孙子把它列为“为将五德”之首，可见其要害。智，代表了一个领导人的脑力、思维能力，是一个领导人所有知识经验集中积累的结晶，也是其分析判断能力、综合归纳能力、发现问题能力等一切思考水平的综合体现。
企业家的“智”首先体现在：无论事物多么纷乱复杂，无论来自周围的意见多么众说纷纭，他依然能够透过现象，清晰而明确地认清事物的本质。
比如格兰仕的梁总，无论外界怎样把格兰仕说成“价格屠夫”，他毅然决然地九次举起价格砍刀。为什么?因为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制造业的本质规律，那就是：大规模制造是以大规模销售为前提，销售的节奏与速度制约生产的节奏与速度。因此，与其说价格战成就了格兰仕，不如说是高超的企业家智慧成就了一个格兰仕神话。
其次，企业家的“智”还体现在：化危机为转机，话腐朽为神奇。没有一家企业的成长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一家企业不是在无数次的挫折、失败以及惨痛的跌倒之后重新站立起来的，如何能够在逆境之中屹立不摇，如何能够让企业经受住九死一生的考验?这里凝聚了企业领导人所有的深思熟虑与足智多谋。
那么，企业领导人如何能具备高屋建瓴的眼光与智慧呢?
毛泽东说领导工作，千变万化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用干部，二是出主意。什么叫领导?就两条，用好干部，出好主意。但是要出好主意，智能发谋，你怎么才能出主意?我看还是孔子讲得好，“好学近乎智”——到位!一个人愿意学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那么这个人就离智慧不远了。
所以我总结做企业，永远就是两个字——没好。你刚把员工搞稳妥了，销售业绩又出问题了;销售业绩刚搞好，顾客服务那边又出问题了……所以，做企业永远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永远就是两个字——没好。
你诚心诚意想把企业经营好，不管你过去是不是MBA毕业，是不是EMBA毕业，统统不重要，即使没读过书也不重要，关键你是不是诚心求之。我诚心诚意想把企业搞好，虽然可能不一定做得到，但也不会离目标太远。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是先学会如何生孩子再嫁人的。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先学会如何当好企业家再来做企业的。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更是学习，所以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实践每天向你发出信号，提示你赶快来学!
前面也提到，教就是最好的学，所以做领导的一定要以身作则，自己先学起来，自己先做到了好学，才能智，才能找到智慧的人。
信能赏罚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孔子的话与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是惊人的吻合。
亚当·斯密创建了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人的行为受预期的影响，所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人民公社时代，黄土高坡有个生产队，生产队里边年年种树，年年都不活，可是公社社员家里的树都活了，于是公社的书记得出了个结论：只有私人的东西，大家才爱惜。
于是公社书记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说，今天我们把公社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树全部分给社员们，你们好好种，将来这个树长大了，卖果子娶媳妇生孩子，好不好?好!鼓掌通过了，兴高采烈。
结果第二天，农民朋友把属于自己土地上的树全部砍掉了。
第三天书记非常愤怒，可恶!土地分给你们都不好好种，于是又把土地没收回来了。
为什么农民朋友把属于自己土地上的树全部砍掉呢?这不就是微观经济学解释的人的行为受预期的影响嘛!
社员怎么预期的?他们觉得政策说变就变，赶快砍，虽然这个树就这么粗一点点，但是贴一锅饼子的柴火是够了。
第三天公社书记把土地收回来了，社员们怎么说?看看，看看，我早知道你要变，果真又让我说准了。亏得我砍得快啊，要是再晚一分钟，连这锅饼子的柴火都没了。
可见，“信“就是这样在领导者自己的手中丧失殆尽了。
韩非子也说过，“讲小信用，大信用也就会逐渐确立起来，所以英明的管理者是在不断地积累信用中产生的。赏罚不讲信用的话，那么法令禁规就无法推行。
仁能附众
员工为什么拥戴你?这是儒家讲的仁者爱人。“力行近乎仁”，既然知道了对员工仁者爱人，努力去做，离仁字就不远了。
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告诉了我们“仁”从什么地方开始。《孝经》里面记载了一段，仁从孝开始。孝从什么开始?从爱护自己的身体开始，从爱护你自己开始。干一番大事业让父母为你感到自豪，孝之终也。所以，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首先孝敬父母，然后到单位里认真工作，最后让自己在社会上有一个地位。安身立命，仁的开始。
今天很多企业家事业有成，亏的是什么?自己。这段时间我感慨颇深，尤其是读了华为总裁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后，更是感受深刻。亿万富翁任正非啊!结果呢?任正非给了老爹老娘那么多钱，老爹老娘还要苦哈哈的。老爹是因为不愿意去花那么些钱，所以在冰棍摊上买了一包变质饮料，喝了以后上吐下泻没治好，去世了。而他的母亲则是在他陪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朗后，说好了回来看看妈妈，母亲特别高兴去给孩子买菜，结果让车给撞了。
任正非感慨地说，他这一辈子，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百姓，唯一对不起自己和父母。没有时间陪父母，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不在意。
这是现实问题，我们很多企业家为了事业牺牲得太多了。
勇能果断
德国战略学家冯克劳塞维茨将军说，不论多么杰出的参谋，也不能弥补将帅的决断力的不足。杰克·韦尔奇也曾说过，迟迟作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与作出一个错误决定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企业领导者每天都面临着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作决策!然而市场往往不会给你足够多的时间和足够多的信息，而你还必须作出决策。有经验的企业家提出：只有四成以下的把握就贸然行动的，往往已经错失良机;事实上，只要有六成的把握就必须作出决策。因此，作决策需要果断。
企业家的“勇”首先体现在决策能力上。他之所以能够“勇”，是因为他有“智、信、仁”为前提条件：以企业家的“智”为基础，以企业家的“仁”为核心价值判断，以企业家的“信”为约束底线。没有这些，就没有了“勇”的依据和基础，俗称“匹夫之勇”。
其次，企业家的“勇”还体现在纠错能力上。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正确的，也没有哪个企业永远只作正确的决定。因此与其把重点放在只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上，倒不如把重点放在快速改正错误上。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知道这件事是我的耻辱和错误，就离勇敢不远了。谁能称得上“勇”?张瑞敏!他砸冰箱的事情相信大家都听过。
曾经，我们的汽车制造业用市场换技术搞了二十多年，突然间发现，市场也没换来，技术也没换来，现在终于开始“知耻近乎勇”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
严能立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严吗?反省三件事，为人谋而不忠乎?——给老板工作我做到忠吗?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答应朋友的事都办了吗?传不习乎——老师教给我今天学的我学了吗?
不但要对自己严，而且要对员工严。对员工严讲的是什么?叫罚必，就是法家的精神。“罚必”讲的是第一要对小事严格，所以我们管理企业，尤其应该对那些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小事必须要严，这叫“以刑去刑”。
子贡问孔子一个问题，他说我读商朝的法律，商朝的法律有条规定，在大马路上倒炉灰，就把手砍掉。老师，太苛刻了吧?孔子说这叫懂得治理，倒灰是小事，马车一过灰扬起来了，引起争端，会捅刀子死人的，这是大事，所以倒灰是小事，用重刑轻易就不犯了，因为小事都不出了，大的错误一定不来。
《商君书》里面记载商鞅的一句话，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说，重刑加到小事上去，小错很容易改，小错不犯大错就不来了。
“严”又指的是无一漏网。正如韩非子所讲的，领导人就一双眼睛，你看不过来的，你不要什么事都盯着。发动现场的人，让他们互相给你盯着——用法家商鞅的话就是“赏告奸罚连坐”，你揭发他们干坏事，有赏;你们不告，互相包庇一起罚，这个办法是有用的，发动现场的人是非常有效的。
管理者要做到无一漏网一定要发动离现场最近的人，“有目不以视，以天下为己视;有耳不以听，以天下为己听”。(本文摘自张利、林天所著《国学解码商道》)(-最权威最专业的鞋业资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