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世界导刊】董事长：秦孝公 经理人：商鞅
商鞅原是魏国宰相公叔痤的秘书，由于得不到重用，经过仔细权衡，决定前往有非常大发展潜力的秦国，并通过宠臣景监的推荐，终于见到了“秦公司”年轻的当家人——秦孝公。
四度会谈，龙心大悦
一见面，商鞅便长篇大论地对孝公侃侃而谈，只听得孝公猛打瞌睡，但孝公仍很有耐心、很有礼貌地听完商鞅的议论。等到商鞅离去后，孝公立刻召见景监，责备他说：“你推荐的这个人是什么人才啊!一副书呆子的模样，根本不能用。”景监回去责备商鞅，商鞅笑着说：“我以帝道和君王作议论，想必他无法接受，请再帮我约见一次吧!”
五日后，孝公再召见商鞅，这一次孝公虽不再打瞌睡，但仍觉得商鞅的议论没有太大用处。于是景监再度埋怨商鞅。商鞅说：“我以王道向君王建议，我想君王大概也做不到吧，请帮我再约见一次吧!”
第三次的会谈，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但却没有表示录用商鞅，只是事后对景监说：“你这位客人，的确值得一谈。”景监回来，把孝公的意思告诉商鞅，商鞅说：“我和君王谈论霸者之道，想必很合他的口味，请再为我约见，我将详细地向他报告我的计划。”
第四度召见时，孝公几乎被商鞅的计划迷住了，《史记》上记载：“孝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连景监都大吃一惊，向商鞅问道：“你到底和君王谈什么计划，让君王如此着迷?”
商鞅解释道：“开始的时候，我引用夏、商、周三代的实例及制度，说明帝王之道实行的方法。但君王认为那是太古时代的东西了，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效果太慢。作为贤能的君王，必须立刻将他的政策效益带给国家和人民，并且要活着看到自己的成功，怎么可以画个大饼，告诉人民要等十百年后，才能成其帝王之道呢?因此，我便向君王建议富国强兵的计划，君王表示非常同意，但这种方法，在道德层次上，自然没办法和夏、商、周的制度相比了。
一般论者常以“帝王之道”为理想的体制，而将“霸王之道”称之为“现实主义”，其实这种论点颇值得商榷。任何思想制度必须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能够改变时代及环境不合理现象的，才可称为“理想”。以秦国的组织和当时的处境，要实施推行商、周早年的封建部落体系，其实才是食古不化的荒谬想法。抽象地要求君王以爱民之道，而提不出具体治理办法的，也只是迂腐的乌托邦而已。敢于针对现实环境的不合理情况，不怕任何困难及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完全依理论可行为条件，努力进行革新，以达成团体的目标，才算得上真正的理想制度。
秦孝公：鞠躬尽瘁为改革
商鞅是位心思细腻的策略家，起初他似乎认为，急于革新的秦孝公或许仅是位轻忽、急躁、喜欢不同口味的年轻花花公子而已;又或者只是个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理想家。因此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尽向秦孝公议论些满口仁义，却不切实际的古代帝王之道。想不到这位年轻君王却很懂得对宾客的尊重，即使猛想大瞌睡，仍很有耐心地听商鞅口沫横飞。光凭这般宽容心几忍耐力，秦孝公已是史上难得一见的好领袖。
接着，孝公又连续三次接见这位自己不很满意的外籍策士，一方面固然需才孔急，另一方面更可看出他难得的气度、胸襟及思虑，秦国变法能够顺利成功，绝非偶然。
听到商鞅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立刻判断出这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充分显示这位年轻君王纯真的一面，这种童稚般的热情，正是优秀领导人物最富魅力的地方。一代谋士商鞅会不计身家的安危，完全投入充满挫折及困难的变法工作，秦孝公义无返顾的支持，便是最让他感动的因素之一。
秦孝公在位廿四年去世，死时正值四十五岁的盛年，可能和他过分劳累于改革工作有关。商鞅是位外籍政客，本身在秦国没有一点根基，真正能推动变法，迫使那些部落领袖及权臣服从及遵守的，并非商鞅，而是身为最高领导者的秦孝公。
空降兵的掌权，必然引起本土当权派的阻挠，所以秦孝公必须付出全力，承担一切改革运动成败的责任，并且要接受所有因革新引发的阻力几挫折。商鞅变法层面既深且广，受影响而感到不便或反对的人应不在少数，加以商鞅个性严刻果断，冷酷无情，为了变法能彻底成功，秦孝公还必须承揽因商鞅的个性所惹出来的不近人情的大小麻烦。对这位年轻君主而言，的确是件难以忍受的苦差事。
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从变法到完成，前后近廿年，第二阶段的变法运动尤其惊人，牵涉到现有政治制度及权力运作体系的改变。我们可以想象，面对旧势力接受新制度方面的工作量，可能都会把他累得半死。
经营视角的剖析
业务型的公司机动性大，善于适应外界变化，因此只要基础稳固了，发展潜力便非常大，公司的成长也大多十分快速。只是这种公司的成员多精于行动，疏于思考，因此整合的力量较弱，缺乏将大家力量集结起来的制度，能否发挥组织实力，端赖当时领导者的个人魅力。这样下去，不但经营者备感辛苦，而且也经常会演出人亡政息的现象。一代霸主秦穆公去世以后，秦公司立刻陷入停滞成长的危机，主要的原因便在缺乏能够使力量自动集结和运行的制度。
人人谈制度，处处没制度
“这个公司缺乏制度”，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批评，好象制度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丹。于是乎每个经营者、每个企管专家都把建立制度视为第一要务：每天钻研如何重新规划人事组织表、作业流程表、管理规章和办法;每天也有不少会议，是专为研究如何建立制度而开的;报纸及杂志上更充斥着探讨组织及制度的专论。几乎大家都朝这个方面努力着，但为什么很多公司还是缺乏制度呢?
建立制度确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能够称得上成功的，一百件中难得一件。白纸写黑字的本领人人都有，但真能发挥原定功能的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尤具讽刺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改制度还好，改了以后更乱，崩溃得更快。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是制度不好，再起用一批新人来建立另一制度吧。因此天天都有人在拟订新的制度，抛弃旧的制度。
其实，当我们抱怨缺乏制度的时候，大多是已出现严重的工作负担或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是说有很多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已明显影响国家公权力或公司作业的运行，因此必须以新的方法，也就是采用建立新制度的方式，来使一切合理化，以提升效率。
既得利益者的抗拒
但最大的困难便在这里，既得利益的特权阶级在社会上或公司中，大多拥有相当的权势，他们的周遭更有不少的附从者。建立制度既是针对他们开刀，又是在剥夺他们赖以享福的特权，自然非拼死加以反抗或阻挠不可了。制度的建立难以获得成功，主要在于制度的建立者，无法有效应付既得利益者的反击。
由于时代的需要或舆论的力量，既得利益者往往不采取明显而公然的敌对，他们大多会保持较消极的反抗，或阳奉阴违的阻挠。我国历代重要变法的严重失败，得不到保守阶层支持常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一个新制度的建立能否成功，最主要端视最高权利者——也就是老板——的决心，往往是外聘的新人。这些新人即使才华再高，也很难有力量吸引或强迫权利层的合作，真正拥有力量负起全部责任的，只有老板一人而已。商鞅变法能获得完全的成功，秦孝公的贡献绝对不亚于负责策划及执行的商鞅本人。
但是像秦孝公这种认真负责，又能完全信任部属的老板，实在难得。北宋时的神宗，也算得上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用功”皇帝，但韧性上仍远不如秦孝公，终于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因此，除非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建立新制度时，最好避免立刻来这种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宁可采取渐进的方式，让可能的阻挠将到最低的程度。
国家立宪可供企业借鉴
譬如很多国家在进行民主制度的建立时，都采用立宪的方式。宪法的建立方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英国式的，一是法国式的。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法，只要国会立的法律和基本大法没有两样，后法修正前法，修宪并不需要有特别的手续，看起来好象对宪法的保障很少，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采取国王制。
但英国仍然被公认是民主宪政精神最稳定的国家。他们在建立新制度时，都是采取局部渐进式，每次只针对时代最需要的部分更改，例如约翰王时的《大宪章》，查理二世时的《权利法案》，一八三二年的《大改革法案》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宪法修正案。
相反地，法国的立宪精神是采用“完美主义”的方式，寻求最完整最合理也最合乎时代要求的宪法;他们修改宪法时，也都采用整个换新的方式。因此他们的宪法生命都很短，从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到第五共和，每一部宪法在立法技术及精神上都很完美，但真正发挥的效果都不大。第五共和以前，法国的宪政也相当的不稳定，这种完美主义反而造成了制度建立的困难。
美国虽属成文法，但他们立宪精神却如同英国，以后法修正前法，但前法未曾修正部分仍属有效。他们的宪法条文充满了不合理现象，因为那都是妥协的结果，所以就整部宪法而言相当不完美，但美国宪政的稳定性也是公认记录优异的。西德的立宪方式，则倾向法国式，讲究完整及合理，其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威玛宪法》，曾被认为是宪法中的典范，但却也是宪法史上最缺乏实际功效的宪法，也是执行上最失败的一部宪法。
政治学者认为，英、美两国的宪法，有如修改旧衣服，每次只修改必需的部分，如此缝缝补补的，看起来很不美观，但穿起来却很合身而舒服。法、德的宪法，是不合身便重新做的一件，虽然新颖美观，但穿起来总觉得不对劲。其间的差异及奥妙，实在值得有心建立制度者审慎三思。(本文摘编自《秦公司兴亡史——以经营观点剖析帝国七百年盛衰》)(-最权威最专业的鞋业资讯中心，)
